1921年冬，知名左派诗人汪静之作了一首爱情诗《天亮之前》。由于字里行间饱含炽热的情感，甫一发表即广为传颂。

但极少有人知道，作者是在以诗抒情，纪念刚召开不久的中共一大。1921年12月，汪静之从好友处听闻中国共产党已于当年7月在上海成立。备感振奋的他，欣然提笔作诗以记之。为保密，他特地将“这首诗收在爱情诗集里，敌人发现不了”。

 时光无言，光阴不语。就如汪静之当年的感受一般，100年前，一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做出一件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大事，虽静默无声，却开天辟地，彻底结束中华民族“天亮之前”最后的黑暗。

100年后，当我们回到起点，一个个问号再次被点亮——为何上海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？这一选择究竟蕴含着怎样的必然性？

走进历史，我们发现，中共一大之所以在上海召开，是内外因综合考量的选择，是“天时、地利、人和”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
 天时：“东方巴黎”思想先进，工人强大

20世纪初，上海已是中国的特大型城市。发达的工商贸易和充盈的金融资产，使其成为近代中国的工业重镇和外贸中心，也成为中国出版业最发达、工人阶级最密集的城市，有“东方巴黎”的美誉。

繁荣发展的文化机构肥沃了进步思想的成长土壤。早在19世纪末，上海的文化出版物就开始向读者介绍马克思主义。上海的《东方杂志》最早介绍列宁的生平；在上海出版的译著《近世社会主义》最早系统介绍社会主义学说；《共产党宣言》首个中文全译本率先在上海问世……

与此同时，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正酝酿出伟大的革命力量。邓小平曾说，上海工人阶级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头羊。五四运动中，正是上海工人点燃“三罢”（罢课、罢工、罢市）斗争的熊熊之火，发挥出影响革命形势的重要作用，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，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。

1919年6月，上海《申报》报道上海学界、工界和商界一致行动，实行罢课、罢工、罢市的情况

生机勃勃的革命气息，让上海拥有了召开中共一大的“天时”。

地利：“万国之城”租界林立，四通八达

从地缘环境考虑，中共一大选择在上海召开，实为明智之举。作为中国最早开放的城市之一，上海在鸦片战争后，被英、法、美等国殖民控制、设立租界。列强共管的状态让上海有了“万国之城”的称谓，也反映出此地繁华表象下隐藏着的混乱现实。

   当时，上海有一大批进步人士如孙中山、陈独秀等，选择在法租界一带居住。他们都是考虑到这里人口密度不高，房租租金适中，巡捕房警力有限，安全比较有保障。尤其中共一大会址属于当时法租界的边缘地带，相对僻静。而对于马林、尼克尔斯基这两位参加中共一大的外国面孔来说，选择约有5000名俄侨居住的法租界，也意味着便于保密，不会引发外界过多关注。

除此之外，四通八达的上海既处长江入海口，又是中国海岸线的中段，港口和船坞的扩建使其海运、陆运俱佳。

中共一大与会代表来自全国各地，他们前往上海所用的交通工具也不尽相同

得天独厚的“地利”，让来自全国的与会代表均能便利快捷且安全保密地抵达会址、参加会议。

人和：“十里洋场”群英建党，星火燎原

孟子有言：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”。这句话，同样适用于蓓蕾初壮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。他们选择在上海召开这次意义非凡的重大会议，最关键的因素正是“人和”。

一方面，随着1920年《新青年》编辑部的南迁，陈独秀周围汇集起李达、李汉俊、邵力子、陈望道、俞秀松、施存统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宣传者。他们不仅以文载道、以文化人，通过《新青年》《共产党》《觉悟》等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范围，也为党的创建准备了干部力量。

《新青年》编辑部旧址

另一方面，五四运动后，陈独秀等人很快意识到，仅有学界运动不足以成就社会革命，必须把努力的方向转向劳动大众。于是，繁华的“十里洋场”中，早期共产党人深入工人群体办夜校、识字班，成立工会，出版进步刊物，与工人们建立起紧密联系。这时期，上海的工人运动在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下，呈现出全新的气象，涌现出一大批投身革命的先驱者，为党在上海创建打下了稳固的群众基础。

1920年5月1日，《新青年》第七卷第六号特别出版了《劳动节纪念号》

本有区位优势，又得天下英豪。齐备“天时、地利、人和”三大要素，上海顺理成章成为中共一大召开的理想之地。之后的故事，相信已被铭刻在每位中华儿女的共同记忆中：1921年7月23日，平均年龄28岁的十余位代表从各地而来，与两位共产国际代表秘密走入上海望志路106号（今兴业路76号），于此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。从此，一轮红日在东方喷薄而出，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，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。

有道是：星星之火勇燎原，开天辟地换人间！

信息来源：保密观